所谓绝对基本权利，是指那些先于国家或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原初性的自由权，它包括良心自由、人身自由（尤其是免予任意逮捕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和私有财产权等。

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即是如此。但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是否能够找到作出授权的依据？201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关于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来的决定、决议的表述能否推论出全国人大同意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即使是全国人大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改革试点的授权，是否还是应该由全国人大直接授权更符合宪法上的职权分配？ 2、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否应该修改宪法？ 有学者认为，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增设国家监察委员会也是可以的。

原有修正案的基本功能是，或者是将原有的条款表述修改为新的表述，或者是在原有条款中增加新的条款，修正案条款自身并不可以独立适用未来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宪法上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相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是一个外部机构，由其行使行政机关的自律权以维持行政机关的内部秩序似有不妥。换言之，其只是建立了不敢贪的制度。人民制定宪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宪法上的制度设计防止公权力滥用。因此次修改的条款并不会多，采用全面修改方式修改宪法没有此种必要。

因此，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是最为妥当的。《戒严法》只规定，戒严实施机关可以根据戒严令的规定，中止某些宪法条款和法律条款的适用。其二，像国家所有权说一样，它始终将内涵和外延均难以界定的公共利益视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最高目标，从而有意无意地人为降低了国民个体的资源所有权或使用权地位，而捍卫后者才是立宪主义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之精髓所在。

关键词:  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 制度性保障 宪法解释 所有权 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第1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35]要合理正当地建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制度秩序，就不能不深思和揣摩此等规范条款。[23]因而，作为一种本质上与国家相对峙的权利，绝对基本权利对国家本身具有天然的防御性，时刻防御着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任何干涉。通过立法规制利用权的目的，在于防范大气污染、气候灾害等大气环境问题。

易言之，面对绝对基本权利，国家处于消极地位，任何的干涉都属于例外状况。如果否定了本案被告通济镇政府对乌木的当然所有权，那吴高亮依据首先发现并占有乌木之法律事实而对之获得所有权，就基本不存在争议。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乌木乃是经过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自然碳化过程而形成的，它纯属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埋藏物，其特定的存在方式决定了矿产资源法等各类自然资源单行法，无法将之纳入规范范畴，并事先确定其所有权归属。对于乌木这种跟煤炭（借助地质科学手段可确定煤炭资源的具体方位及储藏量）等自然资源物不可同日而语的自然埋藏物，既有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没有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作出任何规定，其所有权之归属应尊重民法、习惯法等民事法律制度的认定规则。

[41] 谢海定：《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解释》，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据此，宪法第9条并非简单宣示国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是设立了一种国家责任（参见陈海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77页），此等国家责任论解读与制度性保障说的分析结论可谓异曲同工。[17] 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盖若按照制度性保障的基本意涵，必须侵及制度核心内涵，始构成违宪，惟比例原则的操作，却未必与制度核心相涉。

[23]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7页。[1]同年6月，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制订《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气候条例），规定风力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为国家所有，[2]随即在互联网上引发以后晒太阳、吹西北风统统都要经过审批和缴费的网民恐慌（以下简称气候立法案）。

（四）资格说 该学说指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不在于主体本身的差异，而在于国家、集体和私人是否在宪法上具有取得重要生产资料之所有权的资格。所谓绝对基本权利，是指那些先于国家或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原初性的自由权，它包括良心自由、人身自由（尤其是免予任意逮捕的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和私有财产权等。

复次，气候资源像其他所有自然资源一样，属于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它应该为生活在宪法之下的国民所充分利用，以提升国民的生活福祉。自然界有太多的东西，国家难以根据其意志实施支配，要实现持有这个所有权的构成性事实条件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为了最终达成共识、创建宪法解释上的通说，有必要继续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进行理论化探究及适用性解读，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案例能给出具有通说理论支撑的学界权威意见。[40]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本文的重心当然不是检讨气候条例违反上位法的问题，而是探究气候资源能否为国家所有，以及国家所有对气象台之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意味着什么。[56]而关于无主物所有权最符合自然公正的安排，当然是谁最先发现或占有谁就取得其所有权。

2.承载制度性保障功能的宪法权利条款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些宪法规范承载着制度性保障功能呢？或者说，何种相对基本权利适用于制度性保障模式呢？对此，施米特在其研究魏玛宪法的著作中有很明确的例举说明。这种建制可以被赋予主体权利的性质，主体权利可以受到宪法律的保障……不过，就连这类主体权利也只是宪法律权利，而不是与国民法治国的基本分配原则相符的真正的基本权利。

国家只能在一个原则上可预测的范围内、并按规定程序侵犯这些权利，（对绝对基本权利）任何法律干预都属于例外情况，而且属于原则上受限制的、可预测的、受一般规定制约的例外情况。施米特绍承同时代学者沃尔夫提出的制度性保障理路，并将之体系化而成为该理论之集大成者，其维护现行法秩序及捍卫基本权利核心内涵的拳拳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从原则上取缔了职业公务员阶层的法律就与一项废除了地方自治权、家庭或继承权的法律一样是违宪的。经济主权其实与国家所有一样是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它需要进一步具体化、规则化。

[42] 有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所谓‘宪法所有权的真实含义，就是私法上的私人财产权也受到宪法保护而已，并未产生一个独立的所有权，参见前引10，王涌文。其实，只有把第9条第1款置于整个宪法文本中对之作体系解释，才能探究其真义。2012年2月，四川彭州农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前的河道里挖掘出一批乌木后，当地政府就与吴高亮上演了争夺其所有权的乌木案。首先，气候资源属于宪法第9条第1款中所说的自然资源应当没有疑问。

作为一名对政治高度敏感的法律思想家，施米特对此当然了若指掌并欲防之而心安。无论何人，不得剥夺其受法定法官裁判之权利。

所谓狗头金属于矿产资源应归国家所有的说法，存在多方面的认知错误而不足为训。据此，制度性保障说对乌木案的判断结论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不但不排斥乌木所有权属于发现及占有者，而且主张他们先占取得的所有权应受法律保护。

该条款的规范特性决定了它属于不完全法条。从宪法学者到民法学家，探讨宪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的所在多有，其主要观点可概括评述如下： （一）国家所有权说 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权解释，堪称是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学界通说。

概言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仅仅是个说明性法条，其法律秩序意义上的规范价值有待考察其他相关宪法规范条款之后，才能得到准确的诠释和确定。[54]综上所述，从古罗马法到我国立法者到学者再到法官，均支持自由先占取得，正所谓谁在时间上占先，在法律是也占先。如上所述，对此条款最好的解释是制度性保障说。[11] 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51]而梁慧星等学者亦认为，无主物的先占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正所谓从制度层面考察，我国业已形成了以自然资源使用权为核心，以取水权、草原使用权、矿业权、森林资源使用权和野生动物使用权为具体类型的‘总-分式自然资源使用权制度体系。

职是之故，在制度性保障说看来，黑龙江省人大发布的气候条例是一部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价值目标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的地方性法规，需要适时修订。吴高亮因首先发现乌木而取得其所有权，自然法对此充分认可并保护之。

[8] 参见马俊驹：《国家所有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结构探讨》，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对于这种高度紧迫性的时代课题，法学学者及时撰文给予了回应，并针对乌木案、狗头金案、气候立法案等事案例阐述了各自的意见和结论。